盖茨基金会CEO:用怀疑精神和科学思维迫近真相

作者:江洋来源:盖茨基金会发布时间:2018-08-02

科学知识永远是暂时的。关键在于提供证据, 而不是教条。

比尔盖茨基金会


怀疑精神就是科学进步的动力:通过不断的质疑,看看是否还有不同的答案、更好的方法、以及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科学家们借此才能推动进步,并不断创新而最终使每个人受益。持怀疑精神并不是"反科学",正好相反,怀疑精神就是坚定的对科学精神的支持。当各种意识形态的人都在寻求真相的时候,我们都应正视内心的怀疑,然后转向最新的科学知识与方案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成为了一名肿瘤科医生。当时,患有最严重的乳腺癌的女性,不仅要接受切除整个乳房的残酷手术,还要对她们胸腔和肋骨的多处部位进行大面积“清扫”。后来的治疗有了不断的进步,医生不再需要实施具有如此破坏性的手术,而更多地使用化疗。当然,化疗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使得病人的身体越来越弱,每次来诊所,还得靠她们的妈妈搀扶着进来。


20世纪90年代,我离开了医疗前线,转向生物技术的研究,以改善癌症的治疗方式。我当时负责一个基因公司的产品研发项目,成功开发了一些更好的抗癌药,比如赫赛汀(Herceptin), 其攻击目标是癌细胞,而非人体健康的细胞。通过不断的质疑,接受挑战,我们不断探索出更新迭代的办法。短短的十多年,癌症治疗就从破坏性的外科手术,转变为强效药物,以及更为精确的基因疗法。今天,我们又正在研究“免疫疗法”,这些都照亮了我们更进一步的希望。


尽管怀疑精神和不确定性,一直都是科学的核心和灵魂,但“信心”和“确定性”却是当今大多数公众话语中的硬通货。对科学界来说,正是毫无质疑的“信心”,才更让人不安,因为这并不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它已经导致世界各地的人开始质疑科学事业本身。当科学被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学科来对待时,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不安。


把信仰看得比科学更重要,这充其量只能称为犬儒主义,最坏的可能就是否定主义。科学家们谈论怀疑精神,就是在主张:没有相当的证据,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被接受或拒绝。而否定主义,也就是拒绝接受既定的事实,这相当危险。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从2000年到2005年, 南非的艾滋病否定主义,导致了大约33万人的死亡,仅仅是因为政府拒绝接受免费的药物和资金支持,拖延了建起一个完整治疗方案的进程。而在2017年,从4月7日至6月2日,仅仅8周的时间,明尼苏达州就因为“反疫苗运动”,出现了七十多个麻疹病例,超过了2016年全美的麻疹病例总和,而这本是一种通过疫苗就可预防的疾病。


科学的意义不在于产生什么神圣的教义,而在于收集和检验那些指向结论的证据,这些结论反过来又为基于严格研究的方法、治疗方案和政策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这些结论只是暂时的,科学调查是为了质疑我们今天的知识,并通过研究和实验,来不断寻找新的证据。


这并不是说之前的证据是“错误的”,只是说它尚不完整。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侵入性很强的乳房切除手术的外科医生,他们的决策也是基于当时能获得的最好的知识和信息。随着科研的进步,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愈多,方法也在不断调整和改进。这也并不是说当前的知识不值得被信任。例如,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疫苗可以挽救生命,而极少会造成伤害。


当我还是前线肿瘤科医生的时候,我与病人建立信任的一个方法就是,对我所确定的和不知道的事,都保持开放和诚实的态度。我不是单向地跟病人谈话,我也在倾听。我尽己所知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对那些我还无法回答的问题做出后续的研究。如果看到一个我没有预料到的治疗结果,我就会重新审视我的假设 —— 这就是我对于科学的态度。


在现在基金会的工作中,我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盖茨基金会使用的是数据驱动、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型。当证据发生变化时,我们的策略也会随之调整,比如我们对抗疟疾的策略:一旦我们搞明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疟疾的防控,于实践和政治上都行不通。我们就将重点转向在可行的地区,加速消灭疟疾的进程。与此同时, 我们还在支持那些能够挽救生命的工作,并继续开发最终使我们能够根除这一疾病的工具。


毋庸置疑,我们所投资的科学突破,例如新的疫苗和抗旱作物,能够帮助世界各地的人生存下来并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有多少人能从中受益,多快受益,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科学的正确的信心。


科学的方法,从来不是一种信仰的体系,而是一种实践。我们会从更多的实践中不断调整、提升我们的认知并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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