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要保持强烈的好奇心

作者:科技日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冯刚 车慧卿来源:科技日报发布时间:2018-08-06

要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已经82岁高龄的诺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还没有退休,早八点至晚八点的12小时工作量并没有让他感到疲惫,因为浩瀚宇宙中的那些未解之谜仍在吸引着他,“宇宙中什么地方还有生命?如何找到?他们是不是拥有着跟人一样的智慧?”寻找答案的方式,是他领导的AMS(阿尔法磁谱仪)实验——16个国家、地区的60个研究机构、600多名科学家正夜以继日地寻找暗物质和宇宙线的来源。

诺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

诺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

7月6日,在山东大学“大师面前——与丁肇中一起寻找‘彩色雨滴’”见面会上,丁肇中如此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不退休”的理由。他强调,AMS实验中,中国科学家解决了不少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难题,比如山东大学程林教授是AMS热系统的总负责人,在-40℃—+60℃温度周期性变化中,甚至极端情况下-90℃—+230℃的温差中确保AMS各部件正常工作,“这非常重要”。


要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不断追求,再加勤奋工作


科技日报:对宇宙探索和科研长期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并不容易,您是如何做到的?


丁肇中:我现在还没有退休。每天早上我大概7、8点钟就到实验室了,到晚上8、9点钟才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兴趣。和地面不一样,天上实验的最大特点是(如有差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花很多时间看这些数据,看什么地方有误差。


在我做寻找新粒子的实验尚未成功之时,人们说我是傻子,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当我找到新粒子的时候,人们又说我是天才——其实,傻子与天才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要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同时,要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充分的准备。总之,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不断地追求,再加勤奋地工作。


攻克核心技术


从德国日本身上学习经验


科技日报: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很多领域还处于“三跑”中的跟跑阶段,很多核心技术并未掌握,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这种差距?该怎么做?


丁肇中:我不知道,但你说的这些政府政策是很重要的。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领跑的人?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什么都没有了,教育系统也被破坏了,研究系统也被破坏了,可是政府非常支持科学。过了40年之后,现在日本的科学,德国的科学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只能提这么一个例子。


搞基础研究的战略科学家


一定要有说服别人的能力


科技日报: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甚至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才会有结果;这几天,中国一位深受尊重的企业家任正非说,评价基础科学,最好不用量化的考核方式;因为对多数人来讲,基础研究是听不懂的,听不懂,那又如何获得公众和政府的支持?


丁肇中:在一百年前,基础研究是热学、光学、力学,现在用在飞机、火箭上;上世纪30年代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现在最简单的应用是网络、手机;40年代的时候,基础研究是原子能、核聚变,现在用在能源、国防上。您说的非常对。基础研究,从发现现象到运用,需要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实验失败是通向成功最主要的过程,不能怕失败就不去做。


你还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支持基础研究?我过去的多数实验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我要求政府组成评审委员会,唯一的要求是让一流的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因为第一流的科学家眼界可以放宽一点、远一点,看将来的趋势怎么样;而二流、三流的科学家只会关注项目产生哪些成果,投入产出值不值得,很难看到更远的地方。我开始做AMS实验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所以我希望政府做一个评审委员会,把美国科学院院士,拿过诺贝尔奖的人组成委员会来评审,终于被我说服了。


科技日报:您如何向公众介绍你的项目?您最期待下一步的发现是什么?


丁肇中:花钱最多,却“没有用处”的项目(笑)。我最期待把暗物质和反物质找到。


科学精神论场


传播不力 科学屡屡败给迷信


朱岩梅


耳边经常能听到一些貌似科学的知识,比如吃转基因食品致癌、致胎儿畸形,爬楼梯伤膝盖等等,大众是非难辨。阅读《科学是如何败给迷信的》这本书,不仅能帮助我们分辨朋友圈中的各种谣言和迷信,还能启发我们建立起一种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视角。


作者约翰·伯纳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是美国医学史学会主席,也是科学传播史的专家。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医学史、科学史和社会史,出版了十余本科学史著作。本书中他梳理了最近200多年来,卫生、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在美国走向普及的整个历史,深入剖析了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中提炼出了科学知识普及的基本传播模式。


本书中,伯纳姆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科学已经败给了迷信”。因为相比科学知识传播的效果,迷信的传播风头更劲,甚至常常超越了对科学的信仰。面对迷信的泛滥,作者敏锐地指出,科学之所以败给迷信,就是因为科学知识的传播出现了问题。


虽然伯纳姆的讨论是围绕着美国19和20世纪的历史所展开的,他的思路也可以延用至21世纪的今天,分析各种新媒体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作用。结合作者的见解和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分析,科学败给迷信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科普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是:传播、普及、稀释和碎片化,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被稀释。在19世纪前期的美国,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阶段,迷信得到了有效的压制。然而,随着媒体的兴起,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被稀释,大家不断接受着碎片化的知识,导致了怀疑精神的丧失,这就让迷信有了生存的空间。


其次,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科学知识的严肃性被削弱。为了让大众容易听懂、接受,甚至是博眼球,媒体所宣传的科学发现可能会被夸大和歪曲,时常看到惊悚的“标题党”,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往往由于艰涩难以吸引大众,被媒体冷落甚至排斥。因此,不专业的科学传播反倒让科学变成了伪科学。


商业广告也在迷信的传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保健品的例子最为突出,骗取了多少老年人一辈子的血汗钱。种种利益因素的推动下,科学传播常常败给了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


第三,科普知识的生产者变得更加稀缺了。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人”,他们不仅是科学的传播者,而且是一种理性文化的代言人。但随着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专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特别是科学工作者追求SCI,科学家群体也蒙上了功利色彩,无暇顾及大众,越来越远离了科普舞台,导致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的缺失。


缺乏科学素养的记者在解读科学知识时,可能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无法判断可靠的信息或者判断科学事实,或者一味追求点击率或者耸人听闻的程度,从而夸大、歪曲某些事实,导致人们不再信任媒体的科学报道。


最后,应试教育让学生的知识视野变得更狭窄。网络时代已经推动学习由“应试型学习”转变为“破案式学习”,也就是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但是绝大多数学校教育还没有转变过来,其中教师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学生们不仅没有在青少年时代阅读大量的跨学科书籍,同时,关注多个科学领域的学习兴趣也被抹杀了。新闻专业属文科,远离科学,科学专业的阅读量小,中文基础差,这种过早分科的应试教育,也让科普记者变得非常稀缺。


在这方面,欧美要大大优于我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访问位于美国硅谷的奇点大学。生物学教授上课时,旁边有个漫画者站在梯子上,根据他讲的内容,把很深奥、很“黑科技”的内容画成了浅显易懂的漫画,半天课下来画了整整几面墙。我惊叹这位画者的科学素养和想象力,也暗暗佩服美国的基础教育。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顾问Sir Mark Walport说:“没有传播,科学就不算是结束。”然而在现实中,媒体和科学界关系疏远,科学家抱怨记者缺乏科学素养,夸大事实,造成舆论恐慌,媒体人哀叹科学家不说“人话”,缺乏同理心,甚至是卖弄学问。


媒体需要科学家在事实的基础上提供专业的判断,而科学也需要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与发声。“科学界有义务支持媒体,同时承认双方的独立性。”这是国际科联的宣言,也代表了科学与媒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关系。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记者”这个职业的消失,对社会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很多尖锐的科学问题上,比如转基因,科学家是长期失声的。要改变现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科学工作者们不能拒绝媒体,而是要去创作同时具有科学性和传播性的科学作品。比如说美国的航空航天局NASA,就非常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传播真正的科学知识。每次有了重大的天文学发现,在新闻发布会之前,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预热,勾起大家的兴趣,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他们的发布会。也就是说,想要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学家们也要服从传播学的规律,才能让科学打败迷信。


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利于科普的推广,但若缺乏有科学素养、社会责任的传播者,也会为迷信的传播注入新的动力。今天,传统媒体,比如广告的作用已经慢慢减小,而社交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天每个人都可建立自媒体,社交网络上文章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无法完全得到保证。更可怕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如果一个人喜欢各种伪科学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推荐机制,他可能接触到更多传播谣言的账号,反复强化他对谣言和迷信的认知。


如今,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已经不仅是做几个科普讲座、写几篇科普文章那么简单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如何让科学的声音不被繁乱的噪音、谣言所淹没,是科学传播中面临的最大问题。科学传播工作需要政府、科学家、媒体的配合,打破“科学界失声定律”,才能真正唤醒社会崇尚科学的热情,迎来科学的春天。


(作者系华大基因集团执行副总裁,原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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