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平克:“请勿与科学为战”

来源:文汇学人发布时间:2018-08-06

平克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其具有挑衅性的蒙昧主义,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以及令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他认为,人文学科的衰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平克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其具有挑衅性的蒙昧主义,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以及令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他认为,人文学科的衰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最近,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了著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新书《现在启蒙:理性、科学、人文主义与人类进步》的节选。文章中,平克抨击了当今社会对理性与科学发起的“战争”,特别是人文学科对科学的攻击利用与妖魔化,他指出,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依靠现代科学。


请勿与科学为战

请勿与科学为战


|| 科学史完全没有成为连接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早在1959年,英国科学家与小说家斯诺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即指出了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分割成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且两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鸿沟。斯诺更多地批判了人文对科学的藐视,他质问他们: “你们能清楚地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吗?” 斯诺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是 “你读过莎士比亚吗”的科学语言表达。


按照平克的观察,今天,对于科学的轻视已经出现在了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威望的高等学府之中。报刊杂志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和艺术方面的新动态,除了议论像全球变暖这种政治话题,或者定期攻击“科学主义”,已经很少关注科学的新思想。大学文科生的课表中很少出现科学类的课程,学生几乎不怎么接触科学知识就可以从大学毕业,甚至他们学习的有些知识与科学形成了对立,有时候往往用来攻击科学。


他提到,美国大学里最常见的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课本是来自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这本书中的观点一直被人理解为:科学并非真理的线性累积,而是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科学革命,不断地进行范式转换,植基于社会学的决断,而非逻辑实证主义。尽管库恩本人否认了这一虚无主义的解释,但这已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固有印象。曾有评论家说过,就如同艺术家已不再在意艺术作品是否真的“美丽”,科学家也不再介意理论是否“真实”。


科学史专家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就曾说过:“在斯诺的‘两种文化’观点提出后的那么多年,科学史完全没有成为连接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反而,科学家们恐怕已经无法理解史学家所描绘的科学史了。”像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这门学科应旨在使科学知识广泛地融入人文学术,然而很多时候,有些学者却走入了一个误区,并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真实的本质,而是用其主观思想去影响科学的客观性。例如,2016年曾有一篇轰动学术界的论文“冰川,性别与科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女性主义冰川学框架”,就是其中“登峰造极”之作。


|| 科学在种族主义、大屠杀等历史中究竟有何影响


在平克看来,比起科学也被贴上呼吁性别平等的标签, 更被妖魔化的要数抨击科学是征服、奴役、种族屠杀等现象发生的罪魁祸首。


他举例法兰克福学派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的批判反思是他们思想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启蒙精神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人类并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反而陷入了“野蛮状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也指出种族大屠杀就是启蒙运动后“生物政治”的必然结果,是理性主义驾驭人类生命的行为。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也将大屠杀归咎于启蒙思想,现代化,认为这是一个“重塑社会,使其成为更为科学理性的计划”。在这些观点下,纳粹的行为就被解释成了是“现代性”以及“科学性”导致的。然而,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所避免使用的科学方法,如定量研究和系统年代学却证明,在文明开化前的旧时代,大屠杀活动并不少见,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现象却并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


平克认为,科学在这些往往有着很长历史根基的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被放大。例如,“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盛行,主张种族有优劣等级,并且试图用颅骨测量法和精神测定等“科学方法”论证北欧人种是最高贵和文明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中叶就被强烈抨击并且定义为伪科学。然而,仅仅将种族主义归咎于现代科学是不正确的。历史证明, 世界很多古文明中都实施过奴隶制度,并且被“合理化”为上帝的设计。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关于非洲人种是劣等种族的描绘会使人们看得心惊胆战,而西塞罗对不列颠人的看法也不那么仁慈。


需要指出的是,希特勒并不认同达尔文的演化论。种族论者认为,不同种族的人来自不同的物种,适应于不同的且具有优劣之分的文明,一旦他们融合了,他们就会退化。而达尔文认为人类都是从猿演化而来,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野蛮”起源,所有种族的能力都是相同的,而且种族之间的融合并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平克说道,这些复杂的行为需要人们更为系统、深入的理解,而不仅仅是像很多人文学者避重就轻地抨击科学。对达尔文演化论的错误理解促进了“科学种族主义”的发展,但它更主要的是那个时代历史、哲学、文化、宗教、政治等人文学科作用下的产物。


|| 过分的生物伦理审查已开始阻碍科学发展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可说是人文与科学之战的巅峰,到当今这个时代,高等学府中对科学的谴责并没有消失。例如说建筑工程师造了博物馆同时也造了毒气室,古典音乐既促进了经济活动又激发了纳粹暴行。


平克认为,对于科学的妖魔化会影响科学本身的发展。现在所有和人打交道的研究,即便是一次访问,一份问卷调查,科学家们都需要向委员会证明他们不是纳粹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确实,研究对象需要受到保护,然而现在审查机构的一些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使命。有些过分的审查已经开始阻碍科学发展。医学研究者、新药开发者乔纳森·莫斯(Jonathan Moss)曾在竞选芝加哥大学研究评估委员会主席时说道:“说到以下三种我们人类受益匪浅的医学奇迹,放射线检查、心脏导管插入术以及麻醉术,请大家想一下,假设我们想在2005年做这些研究,恐怕都会因伦理审查而夭折。”不止这些医学奇迹,像胰岛素、烧伤研究等拯救生命的发现发明恐怕都会遭到胎死腹中的命运。


有些生物伦理学家为过分审查正名,即便是在患者知情且同意的基础上,以及这是一项帮助患者且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坏处的研究,他们也可以找出各种理由阻碍其开展。平克觉得,他们用上的“尊严”“神圣性”“社会正义”这些词汇,其实含糊不清,却又很难反驳。他们甚至试图将其与核武器、纳粹暴行,甚至很多科幻作品中的情形联系起来,像是克隆人和器官买卖等。牛津大学哲学教授朱利安·萨弗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谴责了这些观点背后的低水准推理,并且称其是不道德的:“对于一些致命的疾病,你们需要为因为阻碍延迟开展研究而使得患者无法延长生命而负责。”


平克赞扬现代科学的益处,他认为向人们传递科学的益处是非常重要的,最大的好处是使得人们能够学会科学地思考问题。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容易受到偏见和谬误影响。有些政治家和新闻学者就缺少定量研究等的科学思维,他们总是依赖类似于轶事、头版头条、修辞隐喻以及被工程师称作高薪人士意见(HiPPO: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的方法发表对于重大问题,甚至是生命攸关的事件的看法。统计学方法的缺失会导致危险的偏见。比如他们认为现在犯罪甚至战争越来越多,然而事实是数量正在减少;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威胁人类肢体和生命的主要原因,然而其危险程度都比不上黄蜂对人类的危害;他们还认为ISIS目前影响到了美国的生死存亡,但是很多恐怖主义行径并没有达成很多战略意义。


当人们在做研究时用到了像是“更多”“更少”“更好”“更坏”等比较级词汇时,其实这些研究对象就是可以被量化的——平克觉得,人们缺少科学思维、拒绝量化,结果就是在用自己的直觉做研究。而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包括人文学者)对于自己的直觉都是过分自信的。1954年,著名心理学家保罗·梅尔(Paul Meehl)曾经证实了简单的精算模型在预测精神疾病分类、自杀企图、学校和工作表现、说谎、犯罪、医学诊断等方面比起专家判断来说更有优势,他关于统计学方法比直觉更有优势的结论在平克看来是心理学史上最强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有些科学方法,如数据新闻学、贝叶斯预测法、循证医学、循证政策分析等都有助于消除人们的偏见,然而目前对于这些方法的价值还仅仅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传递给人们。平克的一位同事曾经用定量方法研究战争、和平与人类安全,他认为联合国的很多研究缺少科学研究方法,这或许和很多联合国官员都是律师或人文学者有关,他们或许不能理解像是“平均来说”或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等科学语言的重要性。在谈到冲突风险等问题时,个体案例往往被引用来作为证据。


平克认为,人们对维和行动的评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政治评论家通过个别维和行动的失败,例如在1995年的波斯尼亚,就得出结论,维和行动是无用的,是人力物力的浪费。然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吉尼亚·福特纳(Virginia Page Fortna)在她2008年出版的著作《维和行动有效吗?》一书中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结论,维和行动确实是有效的。


|| 数据的应用已经正式开启了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平克批判后现代主义,认为其具有挑衅性的蒙昧主义,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以及令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正确性。他认为,人文学科的衰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在这样一个世界观背景下,人文学科深陷于对世界的失望与批判中,确实有些寸步难行,不知该如何前进与发展。一些大学校长和教务长都曾向平克反映:“当科学家们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总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们有新的研究方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开展研究。而当人文学者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总是请求我们能尊重和理解当今世界发生的现象。”


当然,大量阅读、深层次思考以及详细描绘等人文学科常见的研究方法是不能被取代的,但这也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研究途径。平克相信,与科学的结合将给人文学科带来新的灵感。艺术、文化和社会都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起源于我们的知觉、思想和情感,并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蓬勃发展壮大。人类应该去好好挖掘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联系,摒弃学术孤岛现象,通过对科学的深入理解,更好地洞察人性,以建立更为美好的社会,将文化发扬光大。


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在当今学术界已有很多实践。平克举例道,考古学已经从传统的艺术史转向了更为高科技的领域。心灵哲学也包含了数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语言学结合词汇语法的历史研究和实验室研究,语法的数学模型以及对于大型语料库的计算机化分析。相类似的融合也可以在政治科学、视觉艺术、音乐和文学中实现。尽管目前,人文科学的呈现还是以传统叙事方法为主,然而数据的应用已经正式开启了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且融合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平克说,只有所有的知识可以畅通无阻地流通、结合,才能实现学术的集大成。学术界需要共同努力,将人文学科的博学与审美同自然科学的严谨与逻辑结合起来。大学应该致力于培养出能够精通这“两种文化”的新一代学者。


早在1782年,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就曾写道:“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她是全人类的福祉,她为我们建造了一座庙宇,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其中相遇。她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就好像太阳对地球的照耀,一直在为更大的进步和更高的文明而准备着。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不会视对方为敌人,他们在科学的庙宇中相遇,齐头并进。”这是科学的精神,是启蒙思想的精神,也是人类所有知识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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