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心,谁做主?

作者:赵言昌来源:蝌蚪五线谱发布时间: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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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又是年底啦。

  就在人们欣赏着大雪、盘算着得失、琢磨着今天晚上该吃点啥的时候,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像燎原之火,引燃了社交媒体。

(罗尔为女筹款事件,图片来源:weibo.com)

  我们经常见到好事,我们也经常见到坏事;我们有时候义愤填膺、慷慨解囊,也有时候一笑而过、淡漠处之。良心,或者说道德感,似乎是人所有特质里,最神秘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在操纵它呢?

  孟子信“人善”,韩非却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康德含蓄地表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即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

  ——你不帮助别人,是因为你教养不好!

  一直到了1964年。

  我们的故事始于纽约皇后区,一名女子在那里被强暴。长达35分钟的时间内,有38个人看到了这一切。诡异的是,没有一个人选择上前帮忙,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起电话报警。[1]  

(案件现场[2])

  不用说,事情一见报,舆论就炸了锅。有的人痛斥冷漠,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自己当时在现场,一定有勇气阻止罪恶。然而,稍一分析,就能发现这两种说法的问题:即使社会再冷漠,总不至于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吧?如果性格是助人的关键,那么,难道当时的38位目击者恰好都是懦弱的人?这概率忒小了点……

  所以,还有一些人,比如达利(John M.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提出了更合理的假设:也许目击者的数目,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二人当时只是助教,而道德对于心理学,绝对是个陌生的领域。初出茅庐便遇见巨大的难题,这是武侠小说常见的开头。运气好,你会遇见身怀绝世武功的白胡子老头;运气不好,你只能身怀绝世武功慢慢变成白胡子老头……

  不过,近代以来,有一群人,他们在贝格尔号船上、从鹅颈瓶中摸索出了一条发现真相的路:地位是不重要的,资历是不重要的,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才是关键。

  在达尔文和巴斯德之后,又有两位少侠上路了。

  达利和拉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设计实验。

  跟其他学科相比,心理学无疑很特殊。标本可以看见、细菌会在培养皿里现形,人的心思却很难直接观察。一个人见死不救,可能是冷漠、可能是懦弱,也有可能是拉肚子、急着找厕所压根没看见……

  所以,设计心理学实验,有三个变量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自变量,即实验者想要研究的变量。第二个称之为控制变量,泛指自变量以外的、一般性的环境。第三个叫做因变量,指受试对象对自变量的反应。[3]

  带着这些限制,达利与拉丹设计了经典的旁观者实验。

  首先,构建一个合适的自变量。

  达利与拉丹想研究紧急情况下,助人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所以,他们准备了好几段录音,其中一段,实验人员假装癫痫发作。“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助,有……有没有……人……能助我?”

(假装癫痫发作的录音[4])

  其次,尽可能地限制控制变量。

  实验人员准备了几个相连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副耳麦。一间为实验房间,邀请受试者进入;其余的房间,则摆放着录音机,用以播放事先录好的磁带。由于受试者孤身独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听录音,而误以为自己正跟真人谈话;同时,实验人员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确保每次只能有一个麦克风起作用,换言之,一旦通过麦克风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受试者没办法通过耳麦跟“其他人”商议策略。

  最后,就是观察因变量了。

  实验人员打着研究都市大学生适应情况的幌子,招募了72名志愿者。因为类似研究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隐私性较强的问题,所以实验人员告诉志愿者们,“你们可以坐在房间里通过耳麦匿名小组讨论,有的人在二人组,有的人在三人组,还有的人在六人组” 。

  实际上,每一组都只有一名志愿者,其余所有谈话都是事先准备的录音。随后,在某个时刻,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

(实验场景[2])

  俗话说“群威群胆”,按照常理,人越多,见义勇为的可能越大。然而,实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二人组,85%的人在52秒内走出房间、告诉研究者“有人癫痫发作需要帮助”;三人组,数字变成了62%、93秒;而在六人组,场景近乎一致,无非多了四位虚拟的旁观者,却只有31%的人选择帮忙,平均用时长达166秒。[4]

  旁观者越多,目击者助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随后,达利和拉丹又进行了第二组实验。四名大学生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填写关于大学生活的调查。其中三位是实验人员安排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对此并不知情。接着,实验人员通过通风管道向房间内释放某种无害、但有色的气体。

  结果显示,如果实验助手们镇定自若,那么,几乎每一位志愿者都会压制自己的焦虑、强迫自己继续坐在房间里。[5]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分析志愿者的心态。

  一天早晨,你拎着油条去赶公交。路过某条胡同的时候,遇见个小孩。这个小朋友比较淘气,脚不闲着,蹦蹦跳跳,嘴也不闲着,忙着吃糖。一不留神,坏了!糖块堵住气管,他呛住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一看到他呛住,你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你是现场唯一的成年人,你不帮谁帮?

  接下来,很自然地,你开始衡量得失。“如果我帮他,我会得到他父母的感谢,比方说一百块钱,与此同时,我会错过班车,因为迟到被老板罚三十;如果我不帮他,不仅别人会指责我,而且我下半辈子都将永远活在内疚里。”

  所以,帮。净赚七十嘛。

  如果胡同里还有一个成年人呢?

  你们二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小孩就能得救。因此, “救小孩”不再是“你”的责任,而是“你们”的责任。每个人二分之一。

  随后的衡量,也因之改变。

  即使你不帮忙,别人也不能全怪到你头上。

  如果你选择帮忙,那么有两种可能:一,对方也出手了,你们都受到孩子父母的感谢,也都因为迟到被罚款;二,对方什么也没做,但是因为你救了孩子,激动地一塌糊涂的父母连他也谢上了……

  还有一个额外的可能——那个人是小孩的亲属,他们在那闹着玩呢。你心急火燎地去帮忙,没得到感谢不说,还落了一顿数落。

  “你怎么那么傻呀,闹着玩你看不出来?”

  得,这下尴尬了,以后必须绕道走。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条车水马龙的路上呢?

  “其他人怎么还没动静呢?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哎我听说最近电视台爱搞真人秀……”

  于是你决定,再等等、再看看、再琢磨琢磨、再纠结纠结,再过一会,再说。

  只要有旁观者存在,个人所承受的责任就会减少;而旁观者越多,利弊衡量越复杂。

  在老式计算机上开几十个程序会得到什么?

  蓝屏!

  我们也可以从数学角度量化分析这个过程。比如,冯浩文等国内学者曾用博弈论的观点讨论旁观者对人的影响。随着旁观者数量的上升,成本也逐步上升,当总收益趋向于零时,出手相助的人自然大为减少。[6]

  综合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绘制一张图表,描述人在危急情况下的决策过程。

  (助人行为的道德决策[7])

  好了,拉丹和达利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不过其研究的意义,却影响深远。

  对于国家而言,只要能降低助人的成本,社会风气就会大为改善。比如,2015年出台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明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助者恶意索赔”,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8]

  对于个人而言,要意识到人是受环境影响的,既不要盲目指责他人冷漠,又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主动打破旁观者魔咒。有国外学者发现,如果事先向志愿者介绍旁观者实验,那么,其助人意愿会大为增加。[9]

  对于研究者而言,一方面应该继续探索消除旁观者效应的方式,另一方面,网络的出现产生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虚拟世界,人的好和坏似乎都得到了放大,如何研究新时期的旁观者效应呢?

  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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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GANSBERG M. Thirty-eight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J]. New York Times, 1964, 26.

  [2] 迟毓凯. 人格与情境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66.

  [3] 坎特威茨等. 实验心理学: 掌握心理学的研究[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p1): 377.

  [5] LATANE B, DARLEY J M.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10(3): 215.

  [6] 冯浩文. 博弈论视点下的旁观者效应解读及其破解策略[J]. 中外企业家, 2009(22): 9–10.

  [7] 刘翔平. 旁观者效应的道德决策模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4): 97–101.

  [8]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

  [9] 斯莱特, 雅方. 20 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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